继游历在欧亚政治版图中扮演着重要力量的巴尔干诸国后，罗伯特·D. 卡普兰在《东进鞑靼：巴尔干、中东和高加索地区游记》（Eastward to Tartary: Travels in the Balkan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Caucasus）中继续往东，穿越动荡不安却鲜为外部世界所知的一片土地：新近东（New Near East），它指代着位于欧盟和北约新成员国以东、中国以西，俄国以南的欧亚地区，起于“欧洲第三世界”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再接位居亚欧交界的土耳其、叙利亚、约旦，以及人种混杂的高加索诸国。这片土地受惠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埋藏着全球70%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和40%的天然气储量，但卡普兰所到之处却鲜有富饶和文明的迹象，绝大部分国家的政治体系都危如累卵，拜占庭、波斯、土耳其帝国的文化在这里盘根错节，民族主义纷争和暴动始终不断。
虽然编辑总是盼望“重版出来”，但经常也有“初版出不来”的时候。我们将在这个栏目里推送一些“初版出不来”书稿的书摘。
布加勒斯特距离布拉索夫以南有两小时的车程。起初，火车沿着巍峨的喀尔巴阡山脉攀行。花岗岩的群山雪峰皑皑，点缀着高耸的冷杉、橡树和山毛榉森林，投下一派阴影。2月底不寻常的回暖，让雪水融化成珍珠般的溪流，湍急而下。罗马尼亚的士兵戴着皮帽，警惕地注视着穿行而过的火车。柴灰和褐煤的烟雾染脏了纯白的雪花和纯净的山风。火车随后一路下行，这里与匈牙利大平原相比更加广袤辽阔。目之所及不再有树木，浅褐色了无生气的泥沙让空气都显得厚重，让土地与天际线都混沌模糊起来。丑陋的工厂和毫无建筑特色可言的城镇令瓦拉几亚平原显得杂乱不堪，在19世纪之前，这片平原被罗马尼亚人称为“弗拉赫人之地”（the land of the Vlachs）。
火车穿过普洛耶什蒂（Ploieşti），石油味儿透进了车厢，烟囱吐着黄色的火舌，旁边是兵营一般简陋的公寓，其间不见一点草木。普洛耶什蒂是罗马尼亚最重要的石油重镇，一度具有波斯湾一般的战略地位。在“一战”时期，英军炸毁了十座这里的精炼厂，以防它们落入德国人手中。“二战”时，罗马尼亚的纳粹傀儡政府领导人扬·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将军有一个高于一切的目标：保持罗马尼亚的稳定，以便德军可以用罗马尼亚的石油浇灌他们的战争机器。1944年，盟军的飞机对普洛耶什蒂进行地毯式轰炸。在21世纪的交口，就如我随后会在布加勒斯特学到的，普洛耶什蒂的战略重要性又一次浮现出来，但更加微妙。
突然，这片平淡无奇的平原上出现了一堆由硬纸板和废弃金属搭成的住所，就像我曾经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见过的那些一样可怕。我也看到了清水混凝土墙的房屋，墙外边拉着天线，用于晾晒衣服，偶尔可见卫星电视的天线锅：这里便是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西北郊。在火车站，出租车司机们差点把我撕碎。一个司机拽着我的胳膊，另一个司机抢着拿我的行李。我朋友的公寓在市中心，我知道打车到那里的正常价格应该是1.5万列伊，约合2美元。我坚持让司机按距离打表，他的确打表了，但是计费器被动过手脚，最后车费差不多5.5美元。我很幸运可以借宿在朋友那里。现在，这座城市最便宜的大酒店一晚上也要156美元。比如，由希尔顿集团重新翻修的雅典娜宫酒店（Athenee Palace），如今归一家神秘的罗马尼亚财团所属，一晚上的房价至少300美元以上。我遇到的外交官和西方商人称其为“勒索敲诈”。
城市里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那灰色的尘土，我联想到了大马士革（Damascus）和德黑兰（Teheran）。布加勒斯特的天气既不是受北方影响——喀尔巴阡山脉横亘北部，也不是受南方影响——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山脉守在南方，而是与东边和东北部的气象密不可分，即乌克兰和俄罗斯。我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来过这里，这个“冷战”时期奉行斯大林主义的城市如今的变化让我目眩神迷。现在我懂了，那些几乎从来没出过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西方人，为何会对罗马尼亚的未来如此有信心。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那些我到过的地方，总能遇见战战兢兢的城中农民，而现在，市中心既有最新的意大利时尚和美发店，也有手机、赌场和私人货币兑换处，人行道街边的摊贩卖着书和光盘——内容从罗马尼亚语版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到以色列的流行乐应有尽有，最显眼的位置摆着计算机和管理学的书。我看见年轻的一对对情侣在人行道上亲昵地拥抱。脱衣舞俱乐部遍地都是，墨西哥肥皂剧霸占着30个电视台的收视榜，包括卫星电视。一如在巴黎和纽约，黑色服饰最为潮流。一些服饰精品店还会有真人模特在橱窗里展示。有些透风的餐厅还在卖时代青睐的肥腻猪排配李子白兰地，但这些餐厅都不如私房饭馆流行，通常那里只有几张桌子，由年轻人经营，菜品更讲究健康也更国际化。到处都在用手机，咖啡馆里的嗡鸣此起彼伏：这是急功近利而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体最喜欢的装饰。西方外交官们怀疑，这里的某些赌场在为毒品交易和犯罪团伙洗钱。
“这里对新近暴富的人毫无约束可言，”有着诗人、前外交官双重身份的伊安娜·艾罗尼（Ioana Ieronim）和我吃午饭时如此说道，“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战争中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手握资源、应变灵活、夸夸其谈，是奉行伪世界主义的流亡者，身处一个新的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希望模仿西方，却变成了一个一维的拉丁-东方式复制品。我们和法国或者意大利人只是表面相似罢了，由于毫无禁忌泛滥的自由，在罗马尼亚，有在他们身上找不到的粗鄙和直率。”伊安娜告诉我，在布加勒斯特一家新开的服装店里，她曾亲眼目睹“一个年轻貌美、衣衫单薄暴露的女孩试图买下一个年轻的男店员”。那女子告诉男店员，如果和她保持这段性关系会多么值得，因为她能帮他搭上“有权势的人”。（那名店员并没有接受。）
罗马尼亚以一种迫不及待的姿态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急切程度可以媲美当年他们投靠法西斯和之后转投的殷勤。过去，罗马尼亚一度展现出最残酷的反犹太主义，但如今犹太人很受欢迎，因为他们所代表的世界主义很受罗马尼亚年轻人的追捧。克卢日市巴比什博雅依大学的副主任拉迪斯劳·吉曼特（Ladislau Gyemant）曾告诉我，当他们开设希伯来语外语选课时，有四百个学生报名，当中只有少数是犹太学生。布加勒斯特最火的女明星兼夜店表演者是一个罗马尼亚犹太人，名叫玛雅·莫根施特恩（Maia Morgenstern）。1997年12月，市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在城市里布置起圣诞彩灯，同时，当地媒体也同样在积极报道日期相近的犹太光明节（Hanukkah）。某一日，当我步行走过布加勒斯特的波兰大使馆，我注意到一块宣传“多样文化”的展板。在使馆展出的三幅照片里，其中一张是犹太人在庆祝犹太新年。
但当腾飞的经济将匈牙利从阵营的“第二世界”拉回西方的“第一世界”阵营时，罗马尼亚似乎从第二世界跌入了第三世界：居民区拥挤不堪、城市贫民大量涌现、新的消费阶层虽然正在崛起但主要局限在布加勒斯特周围的几个区，而罗马尼亚有2300万人口，布加勒斯特只占200万人口。1997年，罗马尼亚人的年均收入为1500美元，而匈牙利接近4500美元。
“当我们买电脑、光盘和服装时，我们只是借来了西方的物质结果，而没有抓住一开始能创造出这些科技的根本价值。”霍瑞-罗曼·帕塔皮耶维奇（Horea-Roman Patapievici）告诉我，他是一位罗马尼亚的摄影师和历史学家。在我来到布加勒斯特的第一晚，我第一次拜访了他。这次拜访好似浓缩了罗马尼亚令我醺醺然的一切：这个国家宛如一部、可怖、永远充满魅力、偶尔灵光一闪的黑。
帕塔皮耶维奇住在一栋照明条件不佳的公寓上层，过道被一群布加勒斯特的野狗霸占了。他穿着蓝色牛仔裤和丝绸西装外套来接我，脖子上戴着一个东正教十字架。他迎我进书房，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肖像和压缩硬盘。朋友们曾告诉我，帕塔皮耶维奇年轻时本是个物理学家，后涉足哲学和历史领域，并很快因为想法独到，在罗马尼亚知识界闻名。“他完全是自成一派。”一个罗马尼亚记者曾告诉我，“他的思维层次比政治家和一般学者要深刻得多。”
“罗马尼亚文化就像洋葱，”帕塔皮耶维奇耸了耸肩，开始谈论起来，“没有核心可言。一层是法西斯时代，一层是时代，还有一层就是现在。自现在起，未来那层属于新的美国主义。而且绝对是美国主义，而不是西欧主义：譬如快餐，说唱音乐和MTV。”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1996年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被报道罹患疾病，从来没去过东正教堂的众多罗马尼亚年轻人如潮水般涌入教堂，为他祷告。“没错，这里的时尚潮流是看欧洲的。”帕塔皮耶维奇继续说，“但纽约也是看欧洲的呀。我们在社会的表面上会继续进行这种美国化，只要俄罗斯不爆发或者外扩，或者乌克兰不垮台。”
换言之，只要苏联地区保持一定程度的友善，同时宣扬民主的美式资本主义在前国家依然被视作楷模，那么，巴尔干和中欧地区不断拉大的鸿沟就不会显得过于要命。
帕塔皮耶维奇继续讲下去，“罗马尼亚的任务是获得一种并非基于人际关系的公众秩序，否则商业和政治都会充满密谋，而我担心我们的东正教历史在这方面助力不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马其顿、俄罗斯、希腊——所有这些欧洲的东正教国家——体制都非常薄弱。这是因为东正教本身非常灵活，崇尚沉思，一直以来更为仰仗农民们口口相传，而不是书面文本。和波兰的天主教不一样，东正教从来不会挑战国家权威。东正教将自己与周围的世界剥离开来，但同时也包容着周遭世界：不论是法西斯、还是民主制度。东正教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农村基础，创造出一个自己的世界了。东正教像是一个调和者，让历史的传统与浮华的现代相和解。”
事实上，就在齐奥塞斯库被处决前几日，重要的东正教领袖泰奥科蒂斯（Teoctist）还公开表明自己效忠于他，泰奥科蒂斯也因而成为主要宗教领袖中最后一个这样做的人，而到了1998年，他仍然是此地东正教的最高级主教。这里的教会依然在打压希腊东仪天主教会（Catholic Uniates）——几百年前，这一支行东方教会礼仪的正教基督徒转投西方教会的罗马天主教皇。（历史上，基督东正教与的关系更为友好，而与基督教的西方教会交恶，认为后者对自己的威胁更大。）
“东正教和教都是东方的。”帕塔皮耶维奇挥了挥手说，“而就相当于这群东方人在践行西方伪科学。和纳粹一样都是反对现代化和资产阶级价值观。但我想，纳粹和都还未能极尽极端意识形态之能事。这是因为思想是建立在主要技术浪潮之上的：纳粹和斯大林主义都基于工业时代。所以，工业革命之后的阶段，很容易滋生危险的思潮和新意识形态。”
我来到罗马尼亚时正赶上60年来第一次内阁危机，这也是对这个国家羽翼未丰的民主体制的第一场测验。帕塔皮耶维奇告诉我，如果罗马尼亚现在陷入阴谋诡计，迷失方向，那么这并不是偶然，也不是因为某一位部长搞砸了导致的。他说：“这次也是一样。流言漫天、信息匮乏、阴谋横行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和其他体制薄弱、规则模糊的东正教国家殊途同归。”
20世纪30年代，国家陷入国王卡罗尔二世（King Carol II）的独裁统治下；40年代，是纳粹将军安东内斯库的军政府；40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尾声，政府；1989年到1996年，新政府掌权，政府虽然由民主选举产生，但执政时却远称不上民主。
就如何执行与匈牙利等国达成的历史性和解条约以及其他议题上，如今执政的农民党党内，产生了分歧。维克托·乔尔贝亚（Victor Ciorbea）总理领衔的政府一次又一次错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下的最后期限，未能及时进行私有化和其他改革。这位总理热衷于开长会，内阁会议有时长达18小时，然而效率低下，一无所成，这又进一步加深了投资者的恐惧。通货膨胀，预算迟迟无法确定。经过了近六个月的煎熬，乔尔贝亚最终于1998年4月辞职。但是他的继任者拉杜·瓦西里（Radu Vasile），也被击溃，陷入持续不断的党派分裂和整个政治界的纷争之中。国家的总统，埃米尔·康斯坦丁奈斯科（Emil Constantinescu）在1996年当选，终结了执政七年的新政府。他非常严格地按照宪法规定行使职权，而没有对内阁施压，督促其做出决策。罗马尼亚社会惧怕被“保加利亚化（Bulgarizarea）”——这一名词专门用来指代邻国保加利亚在1997年初曾短暂经历过的无政府状态。
我所遇到的罗马尼亚分析者和西方外交官都同意帕塔皮耶维奇的观点，认为此次危机和“民族性格”紧密相关。他们表示，这不是说个人不重要。当然，个人行为总是难以预测，正如历史也难以揣测。但是，回想鲁道夫·费舍尔之前的话，他说过比如匈牙利曾属于“欧洲中部的哈布斯堡王朝”，罗马尼亚曾属于“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这些事件造成的影响也并非虚无缥缈。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何尝不是所有历史的叠加？
比如，罗马尼亚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一直和俄国、苏联为邻，反复受到俄罗斯人侵略。他们皈依了希腊拜占庭王朝带来的东正教；他们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度过了混乱无序又落后不堪的岁月；他们忍受了齐奥塞斯库几十年间，国家落入斯大林主义专制统治；他们所说的语言为拉丁语系，和意大利、葡萄牙语同宗，并一直渴望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这些历史和文化的过往都真真切切，也因此塑造了罗马尼亚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忽略这些影响，便会阻碍有意义的讨论，也会误入歧途。但如果告诉罗马尼亚人，或者只是告诉所有我认识的罗马尼亚人，对他们说，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并没有基于共同经历的民族性可言，他们只是恰巧说着同样语言的个体，虽然（大部分）信仰相同的宗教，但彼此毫无关联，只是凑巧聚在一个全球舞台上，那么，这样的说法无疑是灭绝人性的。之前帕塔皮耶维奇说罗马尼亚文化没有核心可言，是在对罗马尼亚的民族性进行描述，而不是指这一民族没有整体特质。
罗马尼亚人也是在历史中笑到了最后的人。一位19世纪末期的德国人特劳哥特·塔姆（Traugott Tamm）曾写道：
罗马尼亚人如今依然住在15个世纪前祖祖辈辈世代居住的土地上。多瑙河下游的这片欧洲地区，国家此消彼长，土地的所有权轮番更迭，但没有人能让罗马尼亚这个国家消亡。“水流徒经，山河依旧”；大迁徙时代四处为家没有根基的游牧民族早已无影无踪，如烈日驱散迷雾。但这群有着罗马基因的人在风暴来袭时懂得低头避祸……
关于东正教被动的特质，本地一位报纸编辑斯泰利·塔纳斯（Stelian Tănase）同意帕塔皮耶维奇的观点。“在我们的宗教里，”塔纳斯告诉我，“只有神才会冒险，我们人可不会。在这里，你不应该锋芒毕露，野心就是羞耻的代名词。但是我们很多人，尤其是我们的政客，野心勃勃。因为在几十年来，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表达自己。但对这种野心的压制和否认会招致阴谋和算计。”
在塔纳斯的办公室外，是一个宽敞的前厅，里面到处都是阿谀奉承的门客。男子们穿着修身的西装在吞云吐雾，除了能将土耳其咖啡端给访客，为客人们引路，接下电话之外，基本无所事事。这番景象同样也将出现在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人的世界，出现在我所要去往的地区，但我第一次见到是在这里，在布加勒斯特。
但是，这场政治危机，和罗马尼亚的历史和地理渊源关系不大，反而和齐奥塞斯库留下的政治遗产密不可分。多雷尔·桑德尔（Dorel Şandor），一个熟稔新布加勒斯特政治内幕的专家，运营着自己的研究所，里面硬件装备完善。他告诉我，不像在匈牙利和波兰，在这里，齐奥塞斯库不容忍内部任何改革派或者异议者，他摧毁了政治精英阶层，甚至连培养精英的机制也一扫而空。这后果，桑德尔谈道，“就是整个国家像个咖啡馆，只有夸夸其谈的政客，在这里，无论什么名号的党派，都毫无观点可言，只是不同性格的人而已。一切都是一场空！”他表示，“罗马尼亚的政治就是雷声大，不下雨。我们是没有意大利中产阶级的意大利。欧洲其他国家的自由派名副其实，是中间偏右的改革派，而罗马尼亚则不是。我们有的都是皮夹子自由派，只关心自己的短期利益，不希望看到从外国进来的竞争，因为会影响自己新积聚起来的财富。由于缺乏凝聚众人的理念，大家都四分五裂。看着这一盘散沙的党派和软弱的体制，大家都很惧怕总理辞职，害怕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在议会体制下，总理下台本来应该是司空见惯的事。”
桑德尔穿着剪裁合体的黑色衣服，漆黑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黑色的书桌上摆着黑色的电脑，有高清的液晶屏，还有其他信息技术时代的尖端设备，看上去就像一个时髦的曼哈顿顾问。他告诉我“罗马尼亚应需而动，一开始就抢占了高位，我们紧跟潮流，引进的技术也是最新的”。但是，桑德尔的西方生活方式可不单纯因为他适应力强，也因为他和西方的接触早在垮台之前就暗度陈仓了——他曾为齐奥塞斯库的政府效力。尽管如此，他对社会政治方面的评论依然很犀利。这也是后时代的一个困境：那些拥有必要分析能力和治理能力的人，都是曾经的社会主义精英阶层（他们经常在政府体制之外，或在反对派阵营里施展才华）。因此，少数知道如何进行改革的人，通常都缺乏动机。桑德尔，作为一个前政党如今新生为社会主义政党的顾问，对这场政治僵局唉声叹气，事实上他和他的同侪对此担有一定的责任。
这场僵局耗费了罗马尼亚的时间，而罗马尼亚早就没时间了。在1998年，匈牙利70%的银行已经实现外资控股，所以他们的金融体系就可以接轨国际标准，而罗马尼亚则基本还未起步。罗马尼亚的私有化进程多次延迟，因为政府授意只有少数份额可开放外资购买。一位西方私有化专家断然告诉我，“这依然是一个农民社会，农民对将所谓的祖业开放给外资充满了疑虑。”在罗马尼亚，信息被人们自私地截流下来而不是分享出去。一个记者告诉我，他在布达佩斯的办公室每隔一天要换一卷新的传真纸，因为匈牙利许多部门源源不断地传给他各种报告，但在罗马尼亚，一卷传真纸可以用足一个月。
根据许多外交官和国外投资者的说法，这些问题揭示的是一个残酷的真相：除了总统和少数部长之外，其他人都是朽木。在罗马尼亚，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有能力或者有资质勉强进入一家西方企业。罗马尼亚的体制拥有东地中海-奥斯坦（Levantine-Ottoman）的东方血统，不鼓励任何会改变自身文化的投资，因为国际企业的价值观通常都是西化的。汉克·穆尔德（Henk Mulder），荷兰银行在布加勒斯特的主席告诉我，“我们向罗马尼亚籍雇员灌输我们公司的价值观——正直、尊重、合作和专业。我们说，我们的政策是给国家交税，而不是给朋友发放贷款。西方国家来的经理并不高傲，但罗马尼亚员工喜欢以职位相称呼。我告诉我的员工，不要叫我先生，告诉他们带着问题来找我解决。这就是改变罗马尼亚的方法。成功的关键在于西方所有制，也要看真正的企业家如何踢走中饱私囊的纨绔子弟（nomenbratura）。”
我在布加勒斯特遇见的外国商人都承认，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只雇佣30岁以下的罗马尼亚人。30以上的人，受“当地做事风格”的影响太大，已经无法改变了。事实上，不止在罗马尼亚，整个前世界中几代人都被耽误了。一个罗马尼亚朋友在他破败的公寓里摊开手对我说，“即使你才35岁，你这一生也被毁了。没有任何西方人会雇佣你。但是，只有西方企业才能提供好工作啊。”
本文作者 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1952— ）美国著名地缘政治专家，18本外交政策和游记类畅销书作者，两度被《外交政策》评为“全球100位顶尖思想者”之一。他的作品影响了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任美国总统的军事决策，《大西洋月刊》资深主笔、知名记者，现任欧亚集团高级顾问，曾任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和美国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
卡普兰游历了近70个国家和地区，对世界政治局势和地缘政治深有体会，擅长运用游记的写作手法处理新闻和政治议题，其作品兼具文学性与地缘政治分析的严肃性，他与塞缪尔·亨廷顿、保罗·肯尼迪和弗朗西斯·福山并称“被最广泛阅读的描绘后冷战世界的作家”。其代表作有《无政府时代的来临》《巴尔干两千年》《季风》《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世界的尽头》《东进鞑靼》《马可 ·波罗世界的回归》《荒野帝国》等。
译者 王源，本科毕业于广外翻译学院，英国巴斯大学翻译硕士，职业译员。胡碚，本科毕业于广外翻译学院，现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攻读翻译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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